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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美元指数或将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

    6月15日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FOMC会议宣布加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从0.75%-1%调升到1%-1.25%,这是今年内美联储继3月份加息后的第二次加息,会议同时宣布2017年将开启缩表计划。

    虽然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但此次加息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市场波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大力提倡通过减税重振美国制造业,加息所带来的资金成本上涨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究竟会走向何方?人民币汇率是否会受到加息影响,进而波及中国经济?人民币近来持续升值,又是否会直接影响到中国进出口?如何把握资本市场机遇?

    6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翟东升做客重庆两江新区,就上述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2016年美国政坛风云变幻,美元暂时处于加息周期,不过这一周期无法持久,接下来美元走势将转而向下,”翟教授认为,随着美联储主席耶伦2018年初的卸任日期日益临近,美国或将再次进入减息周期,未来进一步降息不可避免。

    降息将是美国的唯一出路

    进入2017年,美联储加息的节奏明显加快。早在3月15日,美联储就已经宣布将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空间提高25个基点。而在2015年和2016年,美联储都只进行过一次加息。

    在翟东升看来,现在美国已经无法承受频繁加息所带来的高利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太高了,而经济增长和通胀率都不高。高债务率和低增长率并存的局面决定了联储利率上行空间有限。

    今年4月2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外发布税收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国将大幅削减企业税税率,从35%降至15%;个人税税率将从7档减少至3档,分别是10%、25%和35%。此外,个税起征点也被调整到2.4万美元。

    “减税改革势必会影响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特朗普政府必须从其他方面找到压缩政府支出的空间。在国防支出、医疗卫生等刚性支出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通过下调利率从而减少国债利息支出将是特朗普的主要选择之一,”翟东升表示。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宣布将在今年下半年大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需要低利率资金的强力支持,而美联储加息以收紧资金的政策无疑会对特朗普经济政策形成掣肘。

    从历史上看,低利率也符合美国历任总统当选初期的政策惯例。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前三年、奥巴马第一任期前三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均大幅攀升,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也都持续走低。

    “随着耶伦卸任日期(2018年2月)的到来,特朗普任命的总统将掌控利率政策,美元或许将再次走向低利率时期,降息将是美国政府的唯一出路。”翟东升说。

    未来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和就业影响不大

    和今年3月美联储加息时相比,人民币对本次加息的反应要淡定很多。3月美联储加息后,央行决定上调7天、14天、28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OMO)10个基点,同时上调6个月、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MLF)10个基点,但此次美联储加息,并不会引发央行在货币工具上跟随美联储加息。

    按照过去的经验,如果美联储直接缩表,将产生巨大虹吸效应,让美元回流,非美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无疑会承受不小的资金外流压力。但从目前来看,人民币依旧十分坚挺:6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调了87点,报6.7852,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高。

    事实上经历了3月美联储加息之后,一行三会持续去杠杆、加强金融监管,市场流动性已大大收紧,央行的紧缩政策方面已经领先于美联储,实现提前对冲,因此此次美联储加息对人民币影响不大,并没有形成加息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人民币兑美元都保持着小幅上涨的态势。统计显示,自5月26日央行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上涨1.1%。

    “从长远来说,人民币汇率与经济减速、资产泡沫等都没有关系,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贸易品价格水平波动才是决定长期汇率趋势的关键所在。而根据40年60国汇率数据,真正对一国汇率起到支撑作用的最重要因素是老龄化,”据翟东升预测,人民币升值趋势在未来将会持续,到2021年,人民币美元汇率将达到5.5:1左右。

    那么,持续升值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进出口和就业?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极小。“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调整期,对汇率十分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只占中国出口总规模的百分之十几。人民币不断升值,将会促使这些产业不断被输出,换取中高端产业的发展空间,而中高端产业对汇率并不十分敏感。”同时,由于少子老龄化和大学教育的普及,中国的低端劳动力供给正在持续减少,招工难将是长期现象,所以极难出现大规模的(低端)失业人口。

    另一方面,抛开对美元的汇率变化,由于美元指数进入下行周期,所以人民币对日元、欧元等非美货币的升值空间并不大,甚至不排除略有贬值可能。因此,“即便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会造成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可能会被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稳定或者贬值所抵消。”

    把握中国资本市场的机遇

    在翟东升看来,除开短期扰动因素,影响长端利率水平的根本因素在于各国的人口结构。“利率主要是由国内储蓄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如果储蓄者规模大于消费者,那么利率将会降息,反之利率则会升高。”少子老龄化的中国人口结构,意味着未来长端利率最终还是要下行,这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走牛提供了很好的资金基础。

    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期间,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因为严重产能过剩被中央列为去产能的第一块战场。但在翟东升看来,产能过剩不是病,而是一种蕴含着行业重组机遇的自然经济现象。以家电行业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家电行业群雄并起,以四川长虹、江苏春兰、山东海尔等为代表的家电企业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赛。如今,家电行业已全面洗牌,格力在空调行业稳居榜首,占市场份额60%,美的紧随其后,占剩余市场空间的6成,即20%-25%之间。余下数十个品牌被挤压在很小空间里。

    “充分竞争之后,市场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均衡局面。而这个过程就是沙里淘金的洗牌过程,也是行业效率和利润率提升的过程,相关家电公司的股票十年里涨了十几、二十倍。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产能过剩,它反而是投资获利的机会。”翟东升表示,尤其中国经济以实体和大规模制造见长,因此更要在找准定位后,多着眼于稳定增长期的技术应用,在技术泡沫退去之后寻求沉淀与突破,才能实现稳步增长。

    “大城市也不是病,很多大城市忧虑人口太多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因此排挤外来人口,但事实上城市发展需要在不断解决增量人口带来各种社会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突破,”翟教授表示,人口流动是市场的正常选择,我们需要遵循市场选择,将市场功能和政府职能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治理体系”。

    翟教授认为,重庆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联结点,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更应把握机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以人才带动产业发展。其实人才未必是高学历、高科技,只要是市场需要的人,各种层次的青年人口都能做强、做大城市经济,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一定要把人吸引过来,能集聚人,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翟教授说。

    (谢力 廖力妮 王丹 曹静微 王迎迎 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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